从“能近取譬”到“指事问义”：中国哲学中一种说理的方式

2023年4月4日晚，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2022—2023年博古睿学者龚隽以“从‘能近取譬’到‘指事问义’：中国哲学中一种说理的方式”为题，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办了线下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宗教学系教授王颂主持，并在哔哩哔哩和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龚隽以先秦儒家孔子思想中之“能近取譬”与中古禅宗思想史上之“指事问义”的两个例子，对中国哲学阐明有关道体、心性的一种言谈方式进行了论究。通过回答“什么是中国古典哲学即事而真的言谈方式？”“古典儒家是如何以近取诸譬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的释理？”“禅门中的指事问义是怎样的一种言说？”三个问题来分析中国传统中阐述“形而上学”的方法。

“即事而真”的道体言谈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佛教、道家、儒家都有“即事而真”“即物即理”的讨论。在讨论形而上学或关于道、关于理的问题时，不是以概念的、逻辑的言说方式，而是特别强调从具体的事物和经验当中透显真理的方式。

儒家的“观象系辞”便是一种譬喻明理的方式，其重要前提是在日常能够观察、感受到的经验当中去指示存在性的道。我们常以譬喻或隐喻的方式揭示它，使它显化。

孔子所讲的“能近取譬”，意指讨论“道”或者是讨论形而上学的方式是“就耳目之所能见，心力之所能及者为之”，即从最近的事物或事件当中讲哲学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描述事件怎么发生、看到了什么，而是把背后隐藏的道德的意义阐发出来。

阐述道的意义并非要脱离生活经验，它就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以《易传》“系辞”为例，孔子的“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一个需要从自身生活经历、道德实践中理解的哲学概念；孟子讲“仁爱之心”时，所取的也是“能近取譬”的方法，由近及远，“举斯心而加诸彼”；《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更是言说方式的一个推广；朱子把这种方式解释为“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仁及于民”，“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

由近及远——这个在我们看来好像很常识性的特征，实质上蕴含着非常深刻的议题。它是一个经验的表述，一个经验的言谈，背后是在讨论一种象征性的“道”。

另外一个来自《易传·系辞》的例子是当中提到的两种言谈方式：一是象征性的言谈；二是观念性的言谈，后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用概念谈论道体。

《易传》关于象征性的言谈，可以参见“见天下之赜”。“赜”是一个无形、隐秘的道，但又透过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在经验、事物、事件、故事当中。程颐对此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赜”是形而上学的、关于道的议题，人们无法直接感受到，但是能够通过形象的、讲故事的方式“验之著见之迹，能知幽明之故”，用眼见的事物、身边的道理把深远的赜讲出来，这是一种言谈的方式。

借用西方神学家梯利希（Paul Tillick）关于象征在言谈中的意义来解读《易传》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认为存在性的力量往往要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表示了对于语言界限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在《易传》传统中非常鲜明，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这个道理。

阐释中国哲学中“实践性”

针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对经验的重视与美国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龚隽教授选用“实践性”来表述。东方哲学具备实践性的传统，儒家、佛教都讲求在修炼、实证当中来讲言说，讨论“理”的时候更倾向于即事而理，从经验中的事物、生活当中的事件出发，而非观念性言谈来展开讨论。语言在儒家传统中具有“曲成万物”“开物成务”的功用，这从语言哲学角度上看是一种语用的效力。语言不单指涉一个对象、概念，而是具有一种力量、作用，能够产生实践的效用。

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易传》系辞当中的“取象”和“言谈”，就不单是简单的“名”和“实”的关系。过去讲的“名”（一个概念）和“实”（指称的对象），更多是按照西方知识论传统来理解道体的言谈，而按照儒家的传统，语言是为了产生一种实践的行动，具有一种非常强的实用性特征。

《系辞》中的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讲的是语言怎么把事物当中隐秘的意思揭示出来，并特别强调语言如何产生一种行动上的社会效用。言行已经成为君子之“枢机”，不仅关乎伦理、道德上的修行，还会关照社会的实践。同西方认识论相比，在易的传统中，更关注的不是要怎么正确地讲话、讲的概念是什么，而是言说对于伦理实践和整个社会政治议题的影响。——讲话要让人听得懂，同时讲话要产生一种效应，一种救世的有效性。

言谈方式的转向：王弼注易

在周易思想史当中，王弼非常值得关注的贡献是把《易传》传统里“借事的象征性”否定掉了，把儒家从汉代注经的繁琐中解放出来，把“借事明理”变成抽象讨论的哲学方式。放在哲学史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把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提升了一步。

哲学史传统对王弼的评价非常高，认为王弼通过玄学化、哲学化的方式把《易传》提升了，而程颐关于《周易》的解读中对他有非常尖锐的批判，认为王把言谈引向了偏离传统的方面。

王弼提出“师心独见，锋影精密”“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这几乎中断了先秦以来儒家哲学中因象明义、目击道存的传统。如前说述，按照“近取诸譬”的传统和易传里“天下之赜”的说法，隐微的道可以通过显的方式来表达，而按照王弼的说法，“微/隐微”的东西要通过抽象的方式来传达。

程颐对王弼的易学玄学化进行了批判，甚至将他排除在正统易学学术传统之外。在程颐看来，王弼没有领悟到儒家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本应是统一的。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上，我们可以说二程把握到了易学“近取诸譬”的传统，这在以往的哲学史传统里时常被忽略掉。而从王弼开始，哲学的言说可以不用经验讲道理，这是一个认识的进化，也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带给我们关于哲学言谈的理解有所关联。

“能近取譬”“指事问义”与实践性的思想传统深切关联

与儒家的“能近取譬”相类似，佛教禅宗有“指事问义”的观点，二者都与实践性的思想传统有比较深切的关联。

对“指事问义”的关切最早由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提出。印顺法师认为，“指事问义”“就事通经”是初期禅宗史东山法门非常重要的观念。佛教关于抽象概念义理非常多，禅师跟弟子、门徒解释佛教经典道理的时候，常用身边的、日常经验的事物来解释，即“就事通经”。

在禅宗里可以找到大量对于佛教玄学化的批判。天台宗的解经有鲜明的玄学化、哲学化特点，王弼在解释《易经》时用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抽象体系，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反对。

到了东山法门这里，佛教义理已经不再只是抽象的禅法和深玄的理论，而是从一切当前的“事”上去领会。他进一步提出禅宗的这一言谈方式是受到《肇论》“道远乎哉，触事而真”一说的影响。要讲道理，是不需要讲抽象道理的，讲故事就可以。

由此，可以观察到中国哲学传统里非常常识性、经验性的特点：并非使用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言谈，而是透过经验当中身边的事物来论道。这跟海德格尔讲的闲谈是不同的，它蕴含着一种枢机。

中国禅的“指事问义”：初期禅为例

讲到禅宗讨论的时候，一般讲禅宗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根据禅宗史的研究，这是在洪州宗中唐之后才被发明的传统。从达摩到慧能的初期阶段并非像现在这样不谈经典，不要文字，讲道理的方式也不像后来的佛教义理学那样只讨论抽象的概念，而是讲故事，讲身边的事情。

在禅门看来，要讨论经典，理解禅的深义，需要将语言的讲述跟心法经验结合起来，这就便是天台大师提出的“观心释”。即要理解经典、讨论义理问题前，须先观心，先具备经验上的实践。禅的传统在这个层面上类似于陆王心学，先尊德性，再道问学。

禅门认为可以用方便的语言来理解“道”，可以是身边的故事和事件，甚至可以是身体、动作的语言，以至后来禅宗发展出“棒喝”。从中都可以看出“近取诸譬”“指事问义”的脉络。

初期禅还有一些例子：二祖惠可讲的“触物指明”，意为通过接触到身边的事物了解“道”，就是非常明显的“指事问义”；三祖僧璨讲的禅法里用了大量的金环、水波之喻，也能够印证譬喻的方式在禅门里大量使用；五祖弘忍禅师东山法门特别批判用哲学化的方式去理解道的方式，于是强调“就事而征”“附物显理”；六祖慧能在讨论禅法、佛法议题的时候，用过“风帆之喻”，“菩提树之喻”，“镜喻”。陈寅恪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有关于菩提树隐喻的论争，后者还专门写过文章讨论《坛经》的“镜喻”；《法华经》里有很多譬喻因缘，都是就事论义，而非抽象的、概念式的论义。禅宗认为“观心释”不是从文本本身来的，而是要“唯心证”，从实践中来，讲老百姓能听懂的、能按照去做的，而不要变成玄理。甚至有时候不讲道理，打你一顿，棒喝一下，也是指事问义、传授禅法的一种方式。

随着逐渐的演化，禅宗原本非常具象化、象征性的言说演变为公案，把义理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抽象化。后来我们读的故事，每个字、每个概念、每个情景都很好懂，但是意思又变得很难懂。所有的道理似乎都可以在生活甚至一举一动当中来表示，最后发展成一举一动又变得很神秘，“不留朕迹”“理极无喻”。

哲学史中对言谈方式的说明

“近取诸譬”是一种回到源头讨论道体的方式。中国哲学传统认为“道”并非孤悬高搁在生活世界之外，而是隐秘在一切存在者当中，而哲学、禅门释经的工作就是把隐秘在生活世界中的道显化出来。“近取诸譬”和“指事问义”是用可感的、图式化、故事化的方式呈现道，这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克服形而上学的观念时，谈到思需要降落，需要“回步”到“最近者的近旁”，回到生活世界来理解。

经过魏晋玄学的中断，中国哲学传统反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在唐代禅宗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被发挥到极致之后又走向了新的抽象。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言谈转承启合，变化复杂。

随后，王颂老师简要评论并主持提问环节，龚老师就先秦思想中逻辑性的论说传统与指向实践的“能近取譬”传统的关系，东西方哲学传统，以及佛教与中国思想史等方面的观众问题做出了回应。

（采写：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 于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