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以蚁为序的生命网络

2025年4月20日，“共栖与绵延”讲座系列第一场对话：“以蚁为序的生命网络”邀请到浙江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张国捷、艺术家刘帅，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陆俏颖，从“蚂蚁”的角度出发，围绕“个体与超个体”“意识”“自我”“利他”“共生”等关键概念展开讨论。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国捷、刘帅分别向观众介绍了自己与蚂蚁相关的工作。

超个体的蚂蚁

张国捷教授首先详细讲解了蚂蚁的社会结构及演化过程，指出这些生物看似微不足道，却通过高度的分工协作建立起复杂高效的生命网络。通过影像照片，张国捷展示了不同种类蚂蚁的极端形态分化——“平头蚁”的部分工蚁发育出异常巨大的头部，专门用于封堵巢穴口，防止敌人入侵；“蜜罐蚁”部分个体则特化出膨大腹部作为活体储量容器。这些蚂蚁终生不离巢穴，专司一职。

蚂蚁群体展现出极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体系，卵的受精状态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和社会角色：未受精的卵发育成雄蚁，受精卵则发育成蚁后或工蚁。蚁后负责繁殖，是群体的核心；工蚁承担觅食、建巢、照顾幼虫等任务。角色的不同还会导致寿命的差异：雄蚁的生命极其短暂，它们的一生主要用于交配；工蚁的寿命通常只有几个月，而蚁后则可以存活数十年。实验室通过基因和营养调控来改变蚂蚁的发育轨迹，诱导工蚁发育为蚁后。这种精密的分工使蚂蚁群体能长期存续，远超许多普通昆虫的寿命。

张国捷由此引出蚂蚁社会与人类社会的类比。蚂蚁社会通过高度的合作分工，确保整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这一现象与人类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蚂蚁通过信号交流和协作完成个体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发现猎物的蚂蚁会释放出信号，返回巢穴，引导同伴协作搬运。南美切叶蚁建造的庞大巢穴可以深入地下数米，甚至延伸数公里，显示了惊人的群体智慧。此外，在密集的社会群体中，病菌的传播容易加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蚂蚁会开辟空间单独存放垃圾与同伴的尸体，形成一种“社会免疫”机制，保持群体的卫生与健康。

张国捷引用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观点，说明蚁群具备独特的自我组织能力。当洪水来袭时，不同蚂蚁会根据所处位置自动、即时地分工：有的搬运卵粒，有的保护蚁后，有的抢救食物。整个群体能在极短时间内协调行动，抵御外界冲击。这种无中心指挥的应急响应效率甚至远超人类灾难的管理系统。这种自组织的现象被比喻为“超个体”，即整个蚂蚁群体如同一个有不同器官的生命体协同运作。正如人类体内的生殖细胞与体细胞的分工，恰似蚂蚁群体中的生殖个体（蚁后与雄蚁）与工蚁的职责划分——前者专司基因延续，后者负责维持机体功能。

这种分工模式引发了关于利他行为进化机制的思考。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是为了传递自己的DNA。但工蚁放弃繁殖机会、全心照料蚁后后代的行为难以用天择论充分解释。对此，威廉·哈密尔顿（W.D. Hamilton）提出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当满足“血缘关系系数”乘以“利他行为获得的利益”大于“利他花费的成本”的条件时，利他行为的基因频率将增加。例如，个体帮助与其共享50%基因的兄弟姐妹抚养四个后代（每个后代继承25%基因），其基因传递效果等同于自身生育两个后代。这解释了血缘关系越近、利他倾向越强的现象，如吸血蝙蝠更愿将血液反哺给近亲。

当亲缘关系缺失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则提供了补充：在重复博弈中，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可能高于短期背叛的收益。张国捷指出，如果两个物种之间彼此利他，就可以称之为“共生”的关系。切叶蚁与真菌的相互依存便是一例：蚂蚁为真菌供给切碎的植物组织作为培养基，而长成的真菌又成为其喂食幼虫的食物。类似的共生现象在人类身上也存在。人类体内的肠道菌群帮助消化并合成维生素D，而这些菌群脱离人体则无法生存。这种互利共生超越了单纯的生殖竞争的逻辑，个体看似牺牲了局部利益，却在更大的尺度上实现了系统的稳定。

入侵物种红火蚁的“乡愁”与创伤叙事

艺术家刘帅以一次童年回忆为起点，逐步展开为关于全球化时代生物迁徙、文化乡愁以及人类处境的隐喻。通过《红火蚁的乡愁》这一项目，他构建了微观的昆虫世界与宏观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对话。红火蚁——这类不足五毫米的昆虫被视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之一。它们自2000年左右入侵中国珠三角地区以来，因其攻击性强、毒性强且缺乏天敌，迅速蔓延，成为生态治理的难题。

在广东从化乐明村的三个月驻地创作期间，刘帅见证了大量红火蚁的入侵，也观察到红火蚁具备惊人的适应能力：它们将废弃的矿泉水瓶改造成巢穴，在番薯田里建造迷宫般的立体王国。这些巢穴看似简单，却充满了与人类建筑相似的压迫感。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假设这些红火蚁持续向下挖掘，最终就能穿越地心，抵达它们的原产地阿根廷。这个虚构的“地心返乡记”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蚁群对工业废弃物的利用，恰似移民者在异乡重建文化家园。当原住民与外来者的标签随着空间转换而翻转，村民视角下的生态灾难是否也隐含着一段被迫迁徙的寓言故事？

为此，刘帅通过网络与阿根廷的社群建立了联系。在一次互动中，他受到当地一首西班牙语民歌的启发，这首歌的歌词与红火蚁的处境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我没有年龄，也没有未来”——与乐民村当地谭路娘阿姨的手抄山歌本中那句“几多河海变成路”彼此遥相呼应。红火蚁在异乡漂泊、四处蔓延，却无处安身的命运，与人类的移民经验产生了共鸣。

为了进一步讲述“蚁的乡愁”，刘帅与一个经常往返于阿根廷和中国福建的商人联系，并获取了阿根廷的白糖——这代表了红火蚁故乡的味道。他用当地的竹子制作成一个奇特的工具，将阿根廷白糖洒成双语的歌词。当红火蚁将这些糖粒铸就的语言符号搬走时，歌词也随着蚁群的运动消失。长达45分钟的双屏录像记录下了这场“甜蜜的乡愁溃散”。

在作品的后一部分，刘帅将视角从地表延伸到宇宙。他尝试收集红火蚁巢穴的标本，却因其脆弱易碎而失败，于是他用火烧制这些蚁巢残骸并以天然生漆浸泡，制成坚固的陶制模型。他将这些陶制蚁巢与一块来自阿根廷北部“天国的原野”（Campo del Cielo）的陨石共同展出——一个来自地下，一个来自天外，形成地质与生命的对话：蚁巢记录了生物改造地表的微观痕迹，而陨石则承载着亿万年前太阳星云的记忆。红火蚁的乡愁与陨石的旅程彼此映照，串联起地球与宇宙的双重流浪。

刘帅强调，为红火蚁书写“乡愁”的故事，并非是为了给它们洗白或正名，而是试图唤起人们对“入侵”这个概念的重新审视——自然界远比想象中的更加错综复杂，既充满依存，也充满悖论。

战争创伤的元素使得艺术项目呈现出更为沉重的现实维度。他引入了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的特殊蚂蚁，即双齿多刺蚁。这种蚂蚁能分泌丝线修补巢穴，借助生物技术的协助下，刘帅诱导蚂蚁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一块防弹盾牌上编织丝网，试图用丝线填补其中的弹孔。现代武器制造的破坏与古老物种的生存智慧在此形成了残酷又温情的对比，也表达了艺术家对生命修复力的敬意。他将蚂蚁的修复行为与人类造成的死亡联系起来，象征性地呈现出那些最微小的生命，如何尽其所能地、在无意识中努力修补这个满目疮痍的文明世界。

讨论环节

在对谈讨论环节，主持人陆俏颖代入了更多哲学层面的讨论。

她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从哲学视角看，工蚁的“无私性”使蚁群呈现超个体特征，类似多细胞生物。科学家与艺术家如何理解这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差异？

张国捷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个体”通常具备完整的繁殖能力的生命单元，能够独立地传递基因。但工蚁既不能繁殖，其脑部特征和蚁后也显著不同。在一些蚂蚁物种里，工蚁视觉退化，但是蘑菇体（学习记忆脑区）发达，可适应群体协作的需求；蚁后则保留了飞行视觉功能，但终身被限制于产卵职能。两者都不符合完整个体的一般标准。

刘帅也从亲身经历阐述个体和群体的感知差异：他曾经不慎踩到红火蚁巢穴，遭受集体攻击，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恐惧。尽管单只蚂蚁微不足道，可一旦它们聚集成群、协同进攻，以远超人类军队的决策效率，展现出了强大的侵略性和威力。

张国捷补充，蚂蚁群体在面对洪水等灾难时，会形成名为“蚂蚁包”的结构——通过相互咬合形成一个浮动的舟，以保护蚁后和卵幼虫。这种集体行为体现了蚂蚁群体在生存、繁殖和防御方面高度的协作和无私精神。刘帅在乐民村时也发现了蚂蚁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互利共生：蚂蚁为蚜虫提供保护，而蚜虫排泄的甜蜜物质则是蚂蚁的食物来源。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蚜虫是常见的农作物害虫，所以尽管这种共生关系有利于蚂蚁的生存，却看起来影响了人类的利益。

接着，陆俏颖提出：

以蚂蚁为中心的生命网络（第一视角）与人类观察者视角（第三视角）有何本质差异？如何理解这种差异？

刘帅设想若自己是蚂蚁，生活在无障碍的房间中，空间在其感知中是无限、连续、平坦的。巢穴幽暗湿润，温暖安全，成为其心灵庇护所。这种设身处地的体验与人类不断变化的社交与认知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人类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身份、社交关系和视角在不断变化，但蚂蚁却始终保持着从卵到成虫的稳定与和谐。张国捷从生物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意识的复杂性。他认为，蚂蚁虽隶属于群体，但每个蚂蚁个体都有独立的行为，行为表现也各不相同，显示出某种“个性化”的特点，比如有一些更“害羞”，有一些更“勇敢”。在实验中他还观察到，工蚁会为受伤同伴“截肢”并用唾液消毒，展现出一种初级医疗行为；当一只蚂蚁跌入蚁狮陷阱时，另一只会主动帮助对方脱险。这些行为都体现意识超越本能的复杂性。

回到人类作为主体的情境中，陆俏颖提出关于共情的问题：

共情在艺术创作与科学观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现代艺术强调个体表达的语境下，是否需要艺术家主动构建共情通道以便观众理解？

刘帅忆及2022年夏天被数万红火蚁攻击的经历，第一反应是恐慌和不适，但他将这种“入侵经验”转化为对蚂蚁生命力的观察，激发了他对入侵物种的持续关注。同时他承认，创作需以朴素的、生活化材料为媒介，去激发观众的联想。但是艺术并不等同于大众美育，它仍然需要在某个特殊的研究性场域中不断深耕、探索边界。张国捷认为，对蚂蚁的科学观察必须坚持客观的态度，但也应从真实环境中理解生物行为的规律。他以自己养蚂蚁为例，强调日常观察能够激发研究灵感。好奇心有利于深入理解生命。相较于将蚂蚁简化为实验室里的DNA序列，他倡导回归自然语境中对生命进行整体性的理解。

这将对谈引向了从人类视角出发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如何从生物学视角解读入侵物种的生态影响？艺术家为何选择入侵物种作为创作主题？

张国捷从生态系统演化的角度指出，物种迁移是自然历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人类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之后，这一过程大幅加速，打乱了原有的生态节奏。正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有足够时间演化出与新物种的协同机制，而现代快速的全球化流通使本地生态来不及适应，从而导致系统崩溃。入侵物种的生态问题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于“外来物种”，理解“入侵”必须将人类因素纳入整体生态视角。

刘帅从艺术角度阐释，将入侵物种视为具有“异域感”的生命存在，这些外来生物唤起了他对遥远的地理和历史的联想，是一种“宇宙切片”的象征。尤其当红火蚁这样的异乡生物出现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便由此展开对迁徙和归属的艺术想象。他借用“乡愁”的概念，将蚂蚁视为人类在全球化背景下迁移和适应的镜像，揭示迁移生物与人类共有的“身份焦虑”：既需适应新生态位，又面临被排斥的困境。

最后，陆俏颖问道：

艺术家与科学家能否开展实质性合作？这种合作可能产生哪些富有成效的结果？

刘帅指出，艺术家的工作常被误解为对科学的片面化理解，而理想合作的前提是相互理解与平等对待，围绕共同议题展开头脑风暴，激发彼此的思考与想象力。他以自身与中东科学家合作研究战后生态环境为例，强调跨学科合作的价值在于打破彼此的话语壁垒。“领域差异”不是障碍，只要“聊得来”，合作的可能性就是无穷的。张国捷认为，艺术与科学是理解世界的两种互补视角，并非彼此对立。以神经生物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的著作《追寻记忆的痕迹》（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为例，他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维也纳就是艺术与科学高度融合的典范。当时，科学家研究人类认知系统的工作原理，艺术家也同时在尝试用新的形式表达感知经验。科学是理解人类自身的一个过程，而艺术也是激发这种理解的另一种语言。

（文字整理：实习生 何奇睿）

主持嘉宾

关于本系列

以“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展览为契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于2025年联合发起平行讲座系列“共栖与绵延”，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以及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

该系列的三场对话邀请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关于 U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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