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

2025年5月10日，博古睿×UCCA“共栖与绵延”讲座系列第二场对话“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长聘副教授、2023—2024博古睿学者赖立里及艺术家郭城主讲，UCCA公共实践策划人王佑佑主持。

赖立里通过田野调查中搜集的资料，以人类学的路径，展现农村卫生、少数民族医药与辅助生殖等医学实践中，自然、身体与广义上的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郭城则以展览《虫》为线索，将“虫”同时视为自然生物与技术故障，通过装置艺术回应身体、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张力。

在圆桌对谈环节，主持人王佑佑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串联起“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三组充满矛盾与纠缠的隐喻，与两位讲者共同探讨，如何在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中，以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重新想象自然、技术与身体的复杂交织与协同演化。

医学人类学视野中自然—身体—技术的互动

赖立里首先介绍了她的三项主要研究，并尝试以具体的田野经验和视觉记录，串联起“自然代码”、“身体语法”和“技术寓言”这三个关键词，尤其聚焦于它们所包含的张力与矛盾。

她的第一本专著Hygiene, Sociali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通过聚焦中国北方农村的日常生活，串联起村民的日常卫生、社会交往与在地文化的交汇。

讲座主要介绍了关于农村日常卫生的田野研究。在新农村政策和“厕所革命”的背景下，她发现，尽管农村居民已经对居住场所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更好地维护日常卫生习惯，但由于下水系统这种基础设施难以修建，日常产生的“不卫生”的污水和垃圾只能被排进露天的人工大渠，由雨水冲刷带走，至今难以妥善处理。而集体时代修建的大渠已经丧失了灌溉的功能，除了“排污”的作用，有时还会被村民暂时隔断起来做拌石灰的水池，用来盖新房。

基于她对田野点的持续调研，赖立里并未断言这种处理方式会直接导致健康问题，而是期望引发大家对身体、自然和基础设施的关系的思考：我们如何定义自然？“脏”与“清洁”之间的界限应当如何划定？现代城市中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健康卫生”的生活，又要依赖于多么庞大和复杂的基础设施网络？

赖立里的第二项主要研究则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医药，尤其关注“采药”这一传统医疗实践。她展示了田野中拍摄的照片，强调晒干的药材、经过简单加工的药粉和药膏，或是经历深加工后的酊剂——每一种“药”都承载着特定的环境条件、身体经验与技术操作。

在她看来，这些药物并非普通的技术物，而是药物生长过程中的土壤、天气、阳光、营养，以及当地医生对药物的采制技艺，最终汇集到身体上所构成的一种“gathering”。而当地诊所医疗室中现代的微波/微电流治疗仪器和药传统药酒、药膏的并置，也引发了她对“技术/现代”和“自然/传统”边界的思考。

进入更现代的城市医疗领域，赖立里介绍的最后一个项目与辅助生殖技术有关。她特别提示了这一前沿技术的“辅助性”：只有配合人类生育的“自然”周期，辅助生殖技术对人体的干预才能成功。

在这一背景下，“接好运/接好孕”这一谐音词作为祝福语，在辅助生殖技术病房和网络社群中被广泛使用。这也反映出，虽然辅助生殖虽然被视为强大、高效的技术，但其成功并不完全可控，“运”有时比技术本身更为关键。

通过展现日常且生动的案例，赖立里期望引导听众重新思考和想象自然、身体和技术这三个关键词之间持续互动、难以分割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接好运/接好孕”这一谐音词作为祝福语，在辅助生殖技术病房和网络社群中被广泛使用。这也反映出，虽然辅助生殖虽然被视为强大、高效的技术，但其成功并不完全可控，“运”有时比技术本身更为关键。

通过展现日常且生动的案例，赖立里期望引导听众重新思考和想象自然、身体和技术这三个关键词之间持续互动、难以分割的关系。

“虫”的多重隐喻：生态环境、日常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紧密交织

郭城介绍了他正在798艺术区魔金石空间展出的展览《虫》，并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与创作思路，阐述他对技术、身体和自然三者关系的理解。

展览名“虫”来源于这一概念在自然与技术语境中的双重含义：在自然世界，它是昆虫；在技术世界，它是“bug”，象征软件或机械设备故障。郭城援引了1947年哈佛大学Mark II计算机因飞蛾误入继电器而发生故障的著名事件，指出这一事故不仅催生了“bug”在计算机术语中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机房和数据中心这类技术基础设施对防虫和防尘的重视。

这一案例与如今建在山中甚至水下的数据中心，一同成为了郭城想象“作为自然真空”的数据中心的起点——即便身处自然之中，数据中心依然试图隔绝与自然环境的物质往来，只允许能源、数据和热量的交换和流动，以控制运维成本；但维护这种自然真空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却恰恰凸显了生态与技术之间难以拆分的深层关系。

以此为基础，展览空间被划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部分：外间呈现明亮、洁净的质感，以模拟数据中心的感官体验；内间则更昏暗、封闭，两者通过一道窗洞相连。外间正中展示的作品《石蛹No.2》设置于防静电地板之上，装置主体由吊挂着的数据中心网线围绕的两个正在缓慢旋转的柱状“岩心”构成，仿佛地质勘探中取出的岩石样本。

一片绿色薄膜在其表面上下移动，借此使岩心内部结构可视化，并呈现出近似细胞纹理、昆虫羽翅斑纹，或鳞翅目昆虫在虫蛹中的发育状况的图像。这一装置不仅回应了先前对数据中心作为“从自然中掏出的真空”的想象，也提醒观众：几乎所有生命都由单细胞祖先演化而来；人类在建造技术基础设施中所运用的元素、物质和材料，在本质上都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中所积累，并被人类攫取的自然资源。

在空间一角的作品《Y29B Bug》则以更微观的方式思考人类历史、日常技术与宇宙尺度之间的关系。

展品名称的灵感来源于“千年虫”（Y2K Bug），即早期计算机因使用两位数字记录年份而可能产生的系统错误。后来的32位、64位系统虽解决了该问题，却也将计算机的纪年能力向前拓展至292亿年，远超40多亿年的地球历史，甚至138亿年的宇宙起源。

在这一语境下，郭城借由服务器机箱、拟人化的地球玩偶、定制手机日历软件，以及一个能够不停向上翻阅日历的机械翻屏器，构建出一个可以近乎无限向过去翻页的装置。

郭城不仅尝试用地球玩偶质疑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投射、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攫取，以及我们潜意识中对环境资源的商品化使用，更引用了《逍遥游》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典故，以此展现人类尺度的局限性，质疑人类所依赖的“历法”的有效性。

穿过窗洞，观众将进入另一个展厅，这里展出的作品皆来自博古睿学者龙星如策划的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创意未来”领域的跨学科策展及研究项目《时间的幼虫》的委任。这一项目于2022年底启动，邀请两位来自北京大学的科学家白书农、张蔚与两位艺术家郭城、张文心展开深入交流。2023年夏季，在墨脱田野考察后，两位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并于2024年在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展出。

正中央的作品《月亮》，灵感来自科学家在野外通过“灯诱”方式吸引昆虫、采集标本的过程。装置模拟虫蛹的形状，中心是近似“月亮”的发光体。在艺术家的视角中，“灯诱”不仅召唤了以该发光体为标志物导航的飞虫、当时在帐篷周围环绕观察的科学家，更吸引了展厅中来来往往的观众。这暗示了人与昆虫之间并不牢固的边界，以及这一过程中主体性的微妙转换。

《月亮》一旁的作品来自“占位者”系列。“占位者”（Niche squatter）源于“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概念，指的是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及其与环境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功能关系和作用。在荷兰的驻留经历让郭城观察到，尽管风力发电被视为绿色环保能源，它所制造的广阔风场会扰动空气流动、影响温度、产生噪音，更容易引起鸟类撞击。在这一意义上，风电机组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能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与其互动的角色。

因此，在《占位者No.2》中，郭城用垂直轴风力发电叶片、高压电缆，以及通过两根小型取电探针供电的、播放着墨脱航拍影像的小屏幕，尝试探讨技术基建是否在正在部分替代或占据了其它物种的生态位。

类似地，《占位者No.1》则用皮质手动变速杆制成，思考通往墨脱的公路修建对生态的影响——例如，原本完整、连贯的生态空间被公路切割，其中的物质交换和生态流动受到限制；沥青柏油的铺设、行进其上的机动车改变了局部气温、产生噪音，甚至直接对物种多样性产生影响。

这一展厅空间的墙上还布置了几件具备冷凝水功能的“雾取”系列装置。这一作品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当被废弃的人造物回归自然，它会如何与环境及其中的生物交互？郭城所设想的情景是，如果一个能不断产生作为稀缺资源的水的装置留在环境中，或许就有不同的生物前来取水，使这一金属装置的表面在摩擦中逐渐变得光滑，留下共生的痕迹。

观展结束后，观众仍然必须再次穿过窗洞，返回最初那个更明亮的空间。这一设置是对1947年那只被灯光吸引、飞入计算机继电器最终死亡的蛾子的隐喻性回应，强化了观展过程中人与虫之间主体性的错位。郭城进一步引用《大戴礼记·易本命》中将所有生物都指称为“虫”的分类法，以及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的“共生总体”和协同演化理论，强调人类应当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从更宏观的、以生态为中心的视角出发，重新组织人与万物的关系、思考人类定义的边界。

对谈及互动环节

在对谈环节中，主持人王佑佑尝试从人类学与艺术创作的双重视角出发，进一步推动对自然、身体与技术三者关系的讨论。她首先以“自然与基础设施的关系”为切入点，提出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是否已经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自然”？

对此，赖立里指出，自然和作为人造物的基础设施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不必等同于生态意义上的“nature”，而可以被解读为更有哲学意味的“自然而然”和“本来如此”，后者强调自然具备一种更加主动的、并非被动接受人类改造的状态。

郭城则补充道，自然本就是一个持续流动的概念，因此难以单纯用“新”与“旧”做出区分。他进一步强调，人类一直身处自然之中时，反而更难窥见自然的全貌。正因如此，如同鱼跃出水方能意识到水的存在，人类首次从太空拍摄地球的历史时刻也是人类深切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与体验的局部的瞬间。

主持人进一步提问：在自然之外，身体是否也处于一个流淌着的状态？作为技术的“试验场”，身体是获得了自由，还是被进一步规训？对此，郭城回应，在《虫》这一展览中，身体并未以一个具体的形态出现，而更像一个隐含的、当观众在展厅中穿梭时才能显示出的逻辑与脉络。赖立里则补充道，这种对身体的处理方式所展现的不是一个具象化的、有边界和明确形状的、处于此时此地的身体，而是更加发散的、凝聚了历史时间的身体，它强调的正是身体的流动性。

在技术逐步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主持人提问：技术是否存在去工具化的、与人类共生共存的想象或可能？

赖立里援引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身体技术”概念，指出技术并非在有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身体本身，或者是人们使用自己身体的方式，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技术手段。因此，要理解技术与身体的关系，首先要重新定义着两个概念——当我们拓宽技术的概念，就会发现技术是一直与人类共在的存在。顺着这一思路，郭城也补充道，从更宏观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工具的使用，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物品背后也隐藏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因此，就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而言，不论是在过往还是当下，技术不能被视为他者，而是日常现实的一部分。

由于两位主讲人的项目都涉及田野调查的过程，主持人对此提问：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在田野中如何观察？赖立里表示，田野调查已经不完全是人类学的专有术语；人类学的方法论强调，在调研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否则在地生活的多样与复杂极易让人迷失。她还发现，艺术家在田野中的优势在于他们经过训练的感官能力与审美判断力，以及艺术家身份在进入特定田野、接触研究对象时可能具有的独特便利性。郭城对此表示认同，指出艺术家的身份具有“两面性”——既能借助跨领域方法打开新视角，但对全新方法和概念的借用也容易造成疏离感甚至误读。

在提问环节，一位观众结合自身经验，询问身体与技术的边界问题：技术是内在于广义的身体之中，还是处于一个中间地带（in-between）？

赖立里认为，主流观念往往将技术视为身体的外部甚至是对立面，因此她通常会强调身体边界的开放性。郭城则提示，在探讨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时，应将技术细分为不同层次加以讨论，例如长期的技术环境、相对短期的技术手段，以及技术工具。例如，从更广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所处的生存空间和身体，都有受到技术工具形塑的痕迹，但使用一过性的某种技术治疗手段并不一定会对身体造成长期影响。因此，我们更应将不同的“技术—身体”观并置，而并不一定要将其纳入一个复杂、统一的固定框架加以探讨。

另一位观众注意到，郭城的展览中还隐含着对“时间性”的思考：技术是否正在加速改变自然、身体，以及自然和身体的边界关系？郭城认为，“时间”确实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元素之一。他以作品《占位者》为例，指出其中高压电缆与微型取电探针的对比，正是意图呈现地质尺度与人类日常生活中微小瞬间之间的张力，借此让观众感受技术和自然中流动的时间。赖立里则认为，如果将这种短时的改变放在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之内，所谓的“技术寓言”和“未来叙事”其实都隐含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更底层的“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以重新理解自然和技术的关系。

关于本系列

平行系列对话“共栖与绵延”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以及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

该系列的三场对话将邀请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关于UCCA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中国杰出的现当代艺术机构。UCCA秉持“持续让好艺术影响更多人”的理念，以四座建筑风格和展览项目各具特色的美术馆，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艺术展览、公共项目和教育活动。UCCA在董事会的支持下，通过捐赠、赞助、票务及UCCA Lab的商业活动获得资金支持。自2007年在北京创建以来，UCCA已呈现了200余场展览，并吸引了超千万的观众到访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