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事”研讨会

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中心联合举办“中国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事”线上研讨会，哔哩哔哩（bilibili）同步直播。科幻叙事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从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编者注：又译《科学怪人》、《人造人的故事》等，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出版算起，科幻作品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诞生到衍变，科幻作品的价值也不再仅限于娱乐性，它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聚焦“中国当代语境中的AI科幻小说”和“中国科幻小说中的AI叙事”，以清晰而直观地了解最近40多年来中国科幻作品的人工智能叙事。活动上半场邀请了科幻研究学者吴岩、三丰，分别进行主题发言；下半场邀请了宝树、陈楸帆、飞氘和夏笳等四位科幻作家围绕当下科幻人工智能前沿问题进行圆桌讨论。活动由2020—2021博古睿学者、小说作者郝景芳主持。

改革开放早期（1978—1983）的中国AI科幻小说

人工智能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近年来优秀作品频出，但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人工智能小说”。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教授吴岩，对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及其主要内容、特点进行了简单回顾。他认为，当时科幻作家笔下的计算机、电脑、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差异模糊，同时更加强调对人的教育性与机器人的仆从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已经出现在这一阶段的科幻作品中。

1976年后，科幻小说的生产开始逐渐恢复；真正得到广泛认可的人工智能作品大致从1978年到1983年期间开始发端。此时“类人工智能小说”的创作还在继续，映衬了这一时代作家对智能机器人的预设想象，但这些作品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小说，只能算作“准人工智能”小说。一些对人工智能问题具有深度思考的作家开始做出不同的探索——萧建亨对算法、机器学习、态势感知等问题的讨论，是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早期书写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魏雅华针对社会文化层面上的道德伦理重建进行深入思考，其作品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很快便翻译成外文在海外传播。总体而言，在技术方面，从机器人到算法，从算法到生态和文化环境下的自主学习，从深度态势感知到建立道德规范，整体映射出改革开放早期人工智能科幻书写的成长路径。在社会意识层面，大众从单纯地认为智能机器人是人类的仆从，到关心针对人工智能建立的道德法则是否会被打破，以至后世普遍的对人工智能“有意伪装”与反叛性的隐忧，在这一时期也已显露冰山一角。

1984年以后，中国人工智能科幻作品的书写逐渐起航。近期，人工智能叙事呈现出爆发式发展、内容多元化的特点，作品内核逐渐向后人类物种和人类之间的竞争性以及由此展开的技术和伦理矛盾靠近。吴岩认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人工智能小说促进了后来人工智能科幻作品的发展，对于这个时期以及1984—2000年过渡期的小说，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灵魂的算法：近期中国科幻小说中的AI叙事

在近些年中国科幻作品的人工智能叙事中，凸显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当代发展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三丰，观察了中国科幻文学中AI题材的发展趋势，将近十年具有突破性进展归结为两个方面：

算法的呈现。一般地，人工智能分为两大派别，其中符号主义，或称为逻辑主义、计算机学派，主张用公理和逻辑体系自上而下地搭建一套引导人工智能有效运作的规则系。但如今，符号主义的主流地位逐渐让位于连结主义，即仿生学派，主张模仿人类的神经元，用神经网络的连接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时下流行的“大数据”、“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关键词都来源于连结主义。这方面科幻创作的先锋和榜样是特德·姜《软件体的生命周期》（The Lifecycle of Software Objects）。

中国的科幻作家敏锐捕捉到人工智能领域内派别的更迭，并在作品中追随并呈现这种新的变化。在夏笳的《Let's have a talk》、郝景芳的《你在哪里》、陈楸帆的《造像者》，以及慕明的《铸梦》等作品中，作家们都曾试图探寻智能机器人的灵魂或者说意识的由来，基于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的存在和实现过程成为众多新科幻小说的叙事重点。三丰认为，在科幻小说的写作中，如果有算法理论作为灵感来源或逻辑支撑，作家笔下AI的可操作性和可信性将大大提高。

现实的侵入。如何阐释人工智能科幻叙事中AI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与张力？三丰以科幻文学中的三种时间想象——近景、中景、远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分别对应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这三种发展阶段。面对当前无所不在的AI正在成为日益显见的现实，三丰认为，科幻作家应该把视野和思维触角更加伸向现实深处，聚焦近未来背景下全面渗透进生活的AI所产生的情感、伦理以及道德方面的冲突与矛盾。

号准时代的脉搏，写出普通人切肤的痛感，回应他们对于AI的焦虑情绪，是当前时代对于科幻作者的殷切期许。这对科幻作者来说固然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但文学界中不乏有优秀的青年作者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国外的范本中，《黑镜》对近期中国AI科幻创作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科幻的近期作品中，夏笳的《涉江》、宝树的《妞妞》、陈楸帆的《人生算法》，以及郝景芳的《爱的问题》等，都在努力多想一步，描绘近未来。三丰希望，科幻作者能够保持先锋性，让科幻写作领先科技一步，把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近未来描绘出来，缓释社会和大众的焦虑。面对智能AI取代人类社交、工作功能的普遍焦虑，三丰以日本科幻小说《艾比斯之梦》中应对焦虑的思路为例，对构建人工智能与人类以合作、共生的关系相处的未来世界予以期待。

强人工智能的时代是否会来临？

我们都知道，当人工智能“奇点”来临的时刻，实际上就是人脑将被彻底计算，产生全面超越人脑的人工智能。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提出的这一问题延展来说，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编者问：真的是2045年吗？）我们人类将彻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问题。许多人不禁发问，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未来吗？

科幻作家宝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具有开放性，超越我们的想象与此前种种限制，理论上无法排除强人工智能最终会到来的可能性。三年前，人工智能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的获胜令他对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能力有了颠覆性认识，算法使非人类物种得以绕过以人类为主体而设置的认知限制。不过，从自身写作的经验和直觉感受出发，宝树提到强人工智能会带来某种陌异性、甚至恐怖感，很难想象超越人、近似于神的人工智能。从哲学角度，人类主体意识的由来至今未有定论，或许穷尽人脑科学的研究还是无法掌握意识的演化，更何况通过模拟人类而学习的人工智能。对于强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会来临的问题，宝树选择保持思考的开放性。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科幻作家飞氘认为，由于价值的差异，未来如果要想建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深度合作的生存和探索模式，以及人机之间互相建立信任可能会非常困难。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由人类喂养大量的数据而习得基本的规律和概念，使得两者间存在一种类似人类间的亲子关系，应该如何选取教导人工智能的价值，这涉及到伦理学层面的问题。比如让人工智能学习《流浪地球》中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抛弃地球上的人类是人工智能“莫斯”根据算法推演做出的一项符合绝对理性的行动决策，但却与主人公所坚信的价值互相违背。人工智能会如何理解这种价值？飞氘认为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伦理话题。

科幻作家陈楸帆提出，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与另一个他者共存的命题延伸。对于他者的想象以及两者间张力的探讨从《弗兰肯斯坦》一直延续至今，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对这一命题最新版本的探讨。人类自身的智能意识如何运行？意识是一种涌现还是一种脑神经元之间的协同效应？人类对自身的理解还非常粗浅，很多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现在的AI大部分在学习和模拟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做出决策的过程，从这条路径发展AI，即使有深度学习或多层神经网络，AI也很难达到我们所想象的强人工智能。但是，如果能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设计AI，发展出和人类认知方式完全不同的AI，或许会有转机。在破除自我中心迷思的前提下，探讨跨主体性物种、跨不同智能形态之间的共情和理解是否可能，将涉及非常深刻的框架或范式的转换。陈楸帆认为，在现阶段人与AI的互动中，我们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agency），通过与AI的对话，激发出更多对自身的理解和想象。AI像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的折射，可以更加深刻地探讨一些议题，发现站在唯一人类中心主体的角度上不可见的内容。

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科幻作家夏笳，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谈及如何理解当下对“人造人”这一题目的书写，认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他者想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演进的直接影响。在卡雷尔·恰佩克（编者注：捷克著名作家、剧作家、童话寓言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科幻剧本《万能机器人》中，首次提出了“机器人”的概念。）的科幻世界观架构中，因为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存在意义主要在于物质生产，机器人以提供劳动力作为对象被生产出来，具有才智intelligence而没有灵魂。后者相对于人类而言，恰恰是一种人所独有且无法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还原或售卖的东西。强人工智能实则折射出今天我们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历史进程下，对非物质功能的强烈需求，比如情感劳动、交流与理解的能力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相比，有什么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相比，有什么特点？”这是主办方在圆桌讨论环节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科幻作家从各个方面深度诠释了对这一热点话题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

夏笳认为，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中国与西方存在差异的地方可能在于前者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经验。比如在中国的革命经验中，弱势与边缘群体具有主体性，能够把劣势化为优势，以他们的方式参与社会生存与社会交流之中。飞氘认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外国科幻小说建构的未来世界都少见中国的身影，从科幻阅读走上科幻创作道路的中国作家对自己所在国家的现实和未来的命运的关切将直接反映到他们具体的作品中。

陈楸帆谈到，科幻文学的门类特征和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其实是从模仿西方科幻作品开始创作的。在文化本位的自觉下，中国作家会加入很多中国元素、情感和哲学思想等，但他认为其实这些作品并没有逃脱西方的科幻小说子文类最根本的特征。在创作中，陈楸帆常常思考作品如何传达“中国性”的问题，创作具有中国性的作品应该从语言上、结构上、思想上，还是应当通过增加情感审美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去进行追求？陈楸帆认为，这些还是相对表层的符号体系下的强行结合，也许离开西方的坐标系，寻找中国独特的科技体系，可以带来值得探索和想象的新的未来。但总而言之，关于中国性的探讨还在起步阶段，有待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中深化。

宝树则从科幻作者的创作实践角度提出，作为描述性语词的“中国性”不应该成为约束作家创作的枷锁。不过，他确实认为许多中国科幻和西方作品之间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热”和“寻根”同时兴起，越来越多人把科幻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故事母题结合起来，在创作中自觉地寻找文化的根源，并用现代科技加以阐释。历史科幻小说以外，许多中国科幻作品都包含历史关怀，或是和中国文化有着具体而微的联系，如血脉观念、孝道情感和天道概念，中国性会自然在创作中流露。

活动最后以强调人性深处共通的情感特征和各自的独特之处作结。主持人郝景芳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和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完全一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个作者只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写自己的生活、观察和体验，就能创作出具有民族和国家特色的表达。

采写：徐才丹
编辑：蓝天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