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重构：一段有关禅宗的公案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合作的“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系列的第二场对话讲座，于2023年8月27日在上海UCCA Edge正式举办。博古睿学者、中山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龚隽教授作主讲嘉宾，UCCA策展人张南昭作主持人，就20世纪初铃木大拙试图向欧美推广大乘佛教以及禅宗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西方对其的回应、再到80年代英语世界的铃木禅宗研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等主题展开探讨。
“禅”的千门百义
在今天，“禅宗”已然成为一个涵义过丰（overloaded）的概念。学术界一段似乎已经过去的研究史，大众眼中一团缠结了日本与中国色彩的文化复合体，种种不无冲突的内涵与理解使得“禅”呈现出一种不能简单捕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第一个矛盾案例是枯山水与非禅宗院落的错配。枯山水这一禅宗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出现在日本真言宗（密宗）教派的大本山金刚峰寺中。在日本佛教中，真言宗和禅宗在主神、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为何一个表面上与禅宗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形式，会同时出现在真言宗的重要寺院中？
第二个矛盾案例是现当代艺术与禅的相遇。一方面，禅宗思想在20世纪影响了一代的北美艺术家，诗人和知识分子，以铃木大拙为代表的禅学研究以及他5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授课经历，直接的对John Cage、Arthur Danto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和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禅又似乎是一种常常冠于艺术创作之上的误解，艺术家李禹焕在与泰特美术馆策展人Sook-Kyung Lee的对谈中提到，自己的作品总是被人描述成禅宗佛教，然而自己其实既不了解禅，也不了解佛。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禅性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
第三个矛盾案例是禅宗传播史的轶闻。古根海姆美术馆2018年的群展“单手拍掌”，宣称主题直接摘自唐代禅宗的一段超越逻辑的公案。然而，禅宗公案非逻辑的面貌很大程度上源于铃木大拙在西方学术界的发挥，“单手拍掌”的公案更是日本江户时代僧人白隐慧鹤的创造。在21世纪的今天策划的艺术展览中，禅为何仍以20世纪上半叶乃至更早的禅学研究传统的面貌示人？
第四个矛盾是公案自身的发展史。对宋前文献的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如无门关、禅师录等酷似后来公案谱写形式的文字记录，这些文本证据的存在表明公案的形成和流行至早发生在宋以后。禅宗内部亦不乏曹洞这样不使用公案作修行途径的宗派。一个晚起的书写形式，何以表现为似乎和禅宗与生俱来、地位无以撼动的重要组分？
“禅”的前现代、现代与反现代书写
关于禅的争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20世纪早期关于禅最有名的争论，发生在胡适与铃木大拙之间。胡适用文献学的研究方式，比对了《曹溪大师别录》在日本的存本记载与根据坛经既有资料可推定的传播史，发现关于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天台最澄封曾于贞元十九年访唐的说法，与众多资料相矛盾，天台最澄封那时还不可能接触到《曹溪大师别录》一书。胡适据此批评禅宗充满了“伪造、诈骗”。文献学的跨时空比对，以及敦煌佛教文献的出土，拆穿了当时关于佛教许多传以为真的东西。基于这种实证性的文献研究方式，便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会对铃木所谓禅宗“非理性、非逻辑”的主张表示失望。这段交锋构成了20世纪铃木大拙禅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实际上，胡适与铃木大拙关于禅的研究方式的分歧的根本在于两者对佛教，乃至宗教本身态度的不同所致。至于文献资料的整理、收集与统合方面的功夫，二人是相互欣赏的。这一点可以从二人对彼此的评价中窥见一斑。胡适批评铃木的研究不重视文献和历史批判的方法，与其说是研究，毋宁说是“说教”；铃木则认为胡适没有分清“有关禅的事情”和“禅本身”，文献资料的调研再完备，也只是弄清了有关禅的事情，而不是弄清了禅本身。足见，二人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使用文献资料，而在于是否要为文献资料赋予第一性的地位。
分歧与交锋不只发生在彼时的东方。铃木大拙禅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西方佛学界的研究范式。受传统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19世纪的欧洲学界已经形成了以梵巴藏为中心的古典佛教研究范式，主张必须回到原始佛教才能真正研究佛教的思想观念，大乘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属于佛教的异端或边缘，这对习惯了以大乘佛教为中心的东亚研究者来说不啻为一次冲击。
这一冲击解释了20世纪铃木大拙开启其佛教研究的方式。尽管今天铃木大拙的盛名总是与禅宗绑定在一起，但禅宗并非铃木最开始的研究主题，他早期的著录和翻译工作，都围绕大乘佛教而进行。他将东亚大乘佛教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随后又撰写《大乘起信论纲要》，力图将这部经典引入西方古典佛教研究的视野，力图向彼时轻视乃至批判大乘佛教的西方学界证明，东亚大乘佛教是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
然而，这种抗争最终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彼时欧洲古典佛教研究的传统看来，铃木的语言和文本批判能力还有待商榷，未从原始梵文出发的《大乘起信论》翻译也差强人意。铃木在这一阶段的努力，终以失败而告终。
到20年代，铃木大拙转向禅，这可以说是他对抗西方佛教研究主流话语的第二次尝试。他意识到，想要让大乘佛教的研究在欧洲学界产生影响力，必须走向另一个富有东亚特色的佛教传统——这便是禅宗的临济宗。他开始将禅宗的思想引介入西方，这反而为他赢得了盛誉，西方学界普遍认为铃木是将东方禅传播到西方的第一人。
铃木大拙第二阶段的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反响，一大原因在于他这次从西方既有的知识概念中借力。不像前期的大乘佛教研究，铃木第二阶段对禅的书写其实充满了策略性。他不是再简单地把东方的佛教经典和佛教研究翻译、介绍到西方，相反，他着力突出禅反逻辑、非理性的特点，把禅摆在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可谓正中西方研究者的视域。铃木大拙超出东方意义上的“经验”范畴，选择借力于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下宗教的经验性概念，并援引古代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中神秘主义一脉的思想来解释禅，一举将西方学者眼中鄙远的东方佛教变成了可望可及的反面思想资源。他对于“经验”的这种书写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人们对于禅的认识和理解。
西方学术界对于铃木大拙禅学研究的回应也大体上呈现出两个阶段。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前一个阶段是跟进，如《心之道》的作者艾伦·瓦兹（Alan W. Watts）等许多研究者和作家，纷纷响应铃木大拙的研究；一时间，铃木成为了西方佛教研究界绕不开的人物，凡谈禅学，必谈铃木大拙，俨然是思想界的偶像。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学术圈以外，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早期对禅的使用，也离不开铃木的影响。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兴起了新的禅学史研究范式，对铃木大拙的态度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基本上转向了批判与反思，铃木迎来了“偶像的黄昏”。有趣的是，这股批判反思潮的主力之一，源头可以追溯到当年胡适与铃木的争锋。二人当初的争论以及敦煌佛经的发现，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他后来用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和批判了禅宗早期的历史文献，加之学界对北宗、南宗等争议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及对禅宗史中神秘主义叙事的质疑声渐起，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禅学界的这次思想转向。
“禅”在中国
与大陆另一端的批判声浪相映成趣的，是80年代铃木大拙的思想在中国的风靡。80年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大量外国学者的思想研究被引进到中国，其中自然也包括对铃木的译介。铃木的禅学研究框架和方法对大陆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为代表，塑造了整个中国80年代对禅的理解。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有关铃木大拙的中文译著几乎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中国大陆很少有基于铃木的日文著作而开展的研究。可以说，铃木的学说和思想自传入中国思想史以来，就已经是一种“西方化”的禅的论述。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有一篇谈到“庄玄禅”，把禅宗放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的脉络中加以理解，这种理解思路，基本上也没有跳离英译而来的铃木大拙的作品。由此足见铃木对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大陆学界的这股热潮，也与当时日本、欧洲的佛教学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无独有偶，除了思想学术界以外，中国大陆的艺术界也深受铃木大拙的禅学的影响。80、90年代重新解开的文化艺术领域，对新思想、新观念如饥似渴，艺术家们迫不及待地向外探去，寻找各式各样的理论和思想主张来支持自己的作品与创作，禅学因此屡屡进入徐冰、谷文达等大陆艺术家的视野。铃木的《禅与日本文化》的出版还在大陆催生了“禅与X”的构思浪潮，禅与艺术、禅与茶道、禅与建筑等等都采用这一模式来构建研究话题，使禅日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框架下的复杂。此外，许多大陆艺术家对禅宗“不是哲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而是一种体验”的认识，将慧能当作禅宗创始人、将《六祖坛经》当作禅宗开宗典籍的误会，无不显现着铃木大拙的影子。
回顾20世纪，力图将东亚大乘佛教推介到西方的东方人其实并不只有铃木大拙，中国的僧人、佛教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太虚大师，也很早就开始了大乘佛教的宣传，并力主建立世界佛学院，以促进佛教、佛学的交流与了解。太虚曾尝试和日本的僧人与佛学家联手，扩大“东方佛教”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然而这种宣传同样以失败告诉。后来太虚或许也意识到，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异质性成为了亘在东方佛教之下的一个难解的结，“东方佛教”之形的背后更多是日本文化的质，尽管禅宗是在中国发源。中国本土僧人宣扬大乘佛教的失利，与大陆现当代学术界、艺术界心中禅与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疏离，形成了一种耐人回味的历史呼应。
无论如何，铃木大拙和太虚大师或成功或失的经历，都一再印证了传播与书写的策略如何影响禅在西方、后又在东方的历史位置。无论是把禅置于实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脉络中而求取与西方读者的亲近，还是把禅述作非逻辑、非理性以期充作现代性的解毒剂，亦或是把禅体认为万千新思想中独可窥见陌生故乡的一支，都无不构成东亚佛教精神文明传统在20世纪的推进过程中值得深思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