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永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想象不朽

2025年4月21—25日，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联合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开展了一场名为“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的跨文化研究项目——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探索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永生概念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想象，探讨中国哲学、民间习俗与实践如何引导并塑造数字时代的数字永生技术与行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思考。

“数字永生”是系列研究项目，旨在探索“数字永生”这一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呈现样式。此前，剑桥团队的卡塔日娜·诺瓦奇克-巴辛斯卡（Katarzyna Nowaczyk-Basińska，下文称卡莎）博士、斯蒂芬·凯夫（Stephen Cave）博士和托马西·霍兰内克（Tomasz Hollanek）博士已在波兰和印度完成了相关研究。

本次活动包含一场专家工作坊和三场焦点小组。

专家工作坊：数字时代的存在、真实与信念

4月22日，“数字永生”专家工作坊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举办。参加本次工作坊的跨学科专家，专业领域包括非虚构写作、哲学、法律、艺术、科技和医学等。独立记者周博雅曾以“人机之间的情感纠葛”为题，大胆探索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亲密关系，对性别、人工智能的身份地位和人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境况提出了独到的观察。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员杨亮就数字生态系统中的身份和管理问题贡献了他的专业知识；艺术家曹澍则通过他的多媒体实践，分享了关于技术、记忆和来世的想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教授基于道教伦理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深刻反思；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特聘教授孙向晨则从儒家和中西比较的视角提供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戴昕教授专攻信息隐私法以及与网络技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法律问题，他介绍了人工智能诸多领域的立法现状以及“数字永生”类产品可能引发的法律隐患。陈美琴博士分享了她作为社区组织者和敬老公益NGO主理人的经验。

业界的声音也有所体现：花房集团创始人刘岩先生是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先驱和“数字永生”类产品最早的实践者，分享了数字遗产平台的创业心得；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科的秦苑主任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从患者和家属的双重层面探讨了“数字永生”类产品的接受度及其最有可能发挥正面作用的使用场景。

工作坊的第一个环节由剑桥团队的斯蒂芬·凯夫博士和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博古睿研究院高级副院长宋冰主持，重点探讨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尤其聚焦于中国的哲学传统——儒、释、道。尽管这些传统往往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底层的思维和观念，但每种传统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专家们通过它们来透视“数字永生”的概念。

正如陈霞教授所提示的，从道教的视角来看，生活就是对多种形式的“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数字永生”可被视为这种追求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一条通往转变和超越之旅的广阔道路。佛教则更强调放下世俗的欲念和执念的重要性——基于这一点，承诺来世的数字生命技术可能会被视为通往觉悟之路的干扰因素。而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祖先的血统、社会关系、记忆和孝道。在这一框架内，数字永生可被视作借助新兴的科技工具来履行传统意义上对逝者的义务，即保存记忆、维系代际间的联系。

在尝试界定“数字永生”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专家们提请大家注意其动态、计算性及非生物等特质，并提取出数据和记忆作为其关键要素。戴昕教授认为：“数字永生不是真的永生，永生只是一个隐喻。”杨亮补充道：“它与我们感知到什么无关，而与我们相信它是什么有关。”戴昕教授进一步澄清说：“数字永生是借助其他人实现永生的一种形式。这一切都与互动有关。”刘岩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这种形式的永生只存在于用户的视角中——留存下来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一种模拟，主体已经消逝了。上述思考共同指向了数字时代关于存在、真实和信念的关键问题。

戴昕教授还提醒，“数字永生”产业发展的一大风险在于，它可能会导致个人叙事的失控，进而引发人们对未经同意就被数字“复活”的伦理担忧。其他专家也持类似观点。杨亮指出，“这些技术如果仅供个人使用，要比争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更可行”，并指出了后者在文化和伦理方面的复杂性。秦苑主任强调，任何有意义的自我延续都必须包括生理和心理层面，后者则同时涉及意识和潜意识。她认为，若缺乏这些基本的关联，数字人格充其量是一种对逝者的投射。此外，还有专家对数字永生的商业化表示出审慎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与许多西方模式相比，中国的殡葬业私有化程度还相对较低。

上述思考为接下来的环节奠定了讨论的基础：由剑桥团队托马西·霍兰内克博士主持的思辨演习。他扮演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顾问，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一款数字永生产品（这家公司及产品计划均为虚构）。霍兰内克博士化身为该公司的代表，邀请在座的专家们对该产品的功能、权限、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评估，并批判性地审视其设计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预设。

该环节借助逼真的参与感和切身体验，激发了专家们重新思考数字永生技术一旦进入现实后将面临的问题。他们强调严格评估用户依赖性的重要性，并对此类技术的心理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那些处在急性哀伤期的使用者。此外，私营公司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许多专家建议，数字永生技术应以宗教或哲学传统为基底，而不应被视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模式。专家们认为，与其利用人类面对生死时展现出的脆弱性，不如将这一过程产生的利润投资于公益事业——合乎世道人心的正道是，将这项技术定位为非营利性质，使其植根于集体关怀、文化敏感性和社会责任，而不是商业利益。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卡莎博士邀请与会专家针对未来人工智能理想的临终场景展开畅想，与会专家分成两组，分别进行了头脑风暴。他们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再现逝者”（通过重现逝者声音和形象的方式，使逝者“数字复活”）的范畴——这与此前剑桥团队在波兰和印度工作坊的讨论结果不谋而合。

其中一个专家小组认为，人工智能不是用来取代悲痛的，而是一种新的智慧渠道——能够传播灵修和伦理教导，从耶稣和佛陀等历史人物身上均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引导人们更深入、更自觉地参与死亡和临终的过程，鼓励人们内省反思，而不是逃避现实。依照这样的设想，人工智能应成为一种非盈利、抽象的灵修资源，致力于为活着的人提供服务，让他们以更高的觉悟面对死亡。正如宋冰总结的那样：“它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和支持系统，旨在培养人们思考死亡的习惯。”

工作坊的最后环节，卡莎博士介绍了提高数字往生行业标准的原创理念。她建议建立一个学术知识丰富的专家队伍，这些专家受过专门培训，能够驾驭往生技术在伦理和实践方面的复杂性。对这一行业的需求主要解决了两个紧迫的问题：其一，数字永生技术的创造者往往缺乏与死亡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二，在开发此类产品和服务时，对“试错 ”模式的依赖往往与具体生活经验脱节。演讲重点介绍了她发表在期刊Mortality“临终创新”（Innovation at the End of Life）特刊的部分文章《数字永生领导者：作为数字永生行业社会创新的专业化》（Digital Afterlife Leaders: Professionalisation as a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中的主要论点。

工作坊的调查结果显示，专家们一致同意：管理身后数据需要一个专业化的新兴职业。结合此前波兰和印度工作坊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对专业化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跨文化支持。虽然调查数据还在进一步分析中，但已有迹象表明，人们对这一前景既充满热情，同时也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发展可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席间谈（生）死” 焦点小组：人工智能哀悼技术的副作用会是什么？

在博古睿中心的联合策划下，剑桥团队在三个不同的场地举办了三场风格截然不同的晚宴，也收获了不同的洞见。

第一场晚宴在雨花斋中关村餐厅举行。雨花斋是一家基于佛教理念的非营利慈善机构，每天向社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并为病危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雨花斋中关村餐厅的负责人陈美琴博士及其团队还开展了“不能等的声音”活动，记录社区老人的口述史，以分享和保存他们的精神遗产。

晚宴上，参与者结合亲身经历，谈及过世的亲友。一方面他们对逝者是怀有敬意的，但在面对切实的死亡时，他们仍不可避免地将逝者视为痛苦和负面影响的来源。一些参与者分享了跨代际的暴力经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逝者保持联系，意味着主动突破曾对自己有害的循环。另有参与者谈到了无条件的爱、逝世亲人的永恒存在，以及“生与死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断然的分裂”等话题。

席间一个反复提到的想法是，“数字永生”类产品会搅扰逝者的安息。一位参与者解释说：“即便是在清明节这种纪念逝者的节日，中国人也不会希求逝者以某种方式回归，来和生者重逢。”

在座最年长的参与者告诫道：“这项技术可能会破坏我们国家延续数千年文明中的一些传统。”她强调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脱离这些背景，不可能构建出一个人完整的数字人格。而且这种尝试可能会导致家庭内部的混乱，进而引发社会层面的动荡。“数字永生”类产品的另一种风险是，可能会让陷入悲痛的亲属难以摆脱对逝者的依恋。这种担忧呼应了剑桥团队在波兰的活动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此类技术假若应用在临床中（如悲伤治疗），需要专业人士加以监护和规范，以减轻潜在的负面心理后果。

与会者普遍认为，有必要建立监管框架。其中一位与会者建议，政府应当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另一位与会者则主张，此类技术应被严格排除在商业化、军事化和政治之外。

另外两场晚宴分别在博古睿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的怡园中餐厅举行。两场晚宴都充满了情感浓度和思想碰撞。对几位来宾而言，晚宴为他们悼念逝去的亲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博古睿中心的晚宴上，有参与者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与逝者“交流”的想法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一位与会者说：“我不想用AI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来纪念逝者。其实我根本不想依靠任何具体的物体表达悼念之情——我想避免依恋。”另一位与会者补充道：“这会破坏我们对逝者的记忆。我们应该让他们安息。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也不应该为逝者哭得太伤心。”

至于是否有必要将人工智能哀悼技术当做辅助工具引入诊疗，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任何能治病救人的药，同时也都带有一定的毒性——“是药三分毒”，这引发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哀悼技术的副作用会是什么？一位参与者建议在特定的日子使用这类产品，例如逝者的忌日，或者清明节、中元节，以示缅怀；另一位参与者建议将其用作家庭故事的档案库，不过他最后表示：“也许能忘却也是一种福。”

感谢善终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Good Death）的外部合作者安雅·弗朗扎克（Anja Franczak）、托马西·苏达（Tomasz Siuda），项目研究助理赛德·莫巴耶德·维加（Saide Mobayed Vega），以及专业翻译江璐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

文：卡塔日娜·诺瓦奇克-巴辛斯卡（Katarzyna Nowaczyk-Basińska）、赛德·莫巴耶德·维加（Saide Mobayed Vega）

图：托马西·苏达（Tomasz Siuda）

编译：马健

审校：张畅